在新中国的36位军事家当中，罗炳辉情况非常特殊，他参加革命的时间最晚（1929年），是带着部队起义的。 但是上升速度又极快，仅用一年就从团长做到了军长、再用两年升到了军团长，成为中央红军的核心将领。 这一晚一快，是军事家里绝无仅有的存在。 并且他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在于，草地分兵后站错了队、高呼过错误口号，却还能在抗战时期重新回到军队一线，这也是当初四位走错路的干部里的独一份。 话说回来，罗炳辉在中央红军备受信任，都已经到了军团级别，为何在关键时刻又站到了老张一边呢？ 关于这个问题，其实看看罗炳辉在长征中的一系列遭遇就能找到答案，那真是高光与委屈并存。 彼时罗炳辉担任红九军团军团长，主要执行牵制、殿后任务，一路上伤亡很大。在减员严重的背景下，罗炳辉依然率部打出诸多耀眼战绩，尤其是四渡赤水里的最后一渡，红九军团几乎是配角打成了主角。 三渡赤水后，毛主席指挥红军主力继续南渡乌江，往云南方向而去，这是“四渡赤水”非常精彩的一部分，也是极为冒险的举动。 当时红军四周都是敌人，要想实现这一目标，必须要有一支部队伪装成主力，做出北渡长江之势，把国民党军调过去。中央思前想后，决定将重任交给红九军团。 1935年3月27日，红九军团收到中央电报： “我野战军决南移寻求机动，而以九军团暂留现在活动地域钳制周吴纵队，以配合我主力作战。” 这就意味着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，红九军团需要脱离大部队自谋生路。 罗炳辉和军团政委何长工接到命令后没有怨言，大张旗鼓在乌江以北活动，就地修筑了许多工事，且故意让部队到处刷“突破乌江防线，与红四方面军会合”的标语，做出一副准备向北突破的姿态。 种种迹象，成功迷惑到了蒋介石，周边的国民党军很快被抽调朝着红九军团进攻。罗炳辉为完成掩护任务，给部队下令边打边撤，撤退还不能太快，必须要给国民党军一个“能追得上”的感觉。 红九军团出色的表现，给中央争取到了生路，主力部队于3月29日至4月1日顺利南渡乌江，一举跳出敌人的包围圈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红九军团被敌人咬得很死。 按照原定计划，红九军团完成任务后要迅速赶到乌江边上的沙土，然后渡江随主力前进，江边有同志接应掩护。可敌人跟得太紧，罗炳辉担心直插预定位置会暴露主力所在，所以他率部绕了很大圈子，耽误了不少时间。 等他们4月2日下午赶到沙土，已经超时6个钟头。而本该负责接应的干部团陈赓见红九军团迟迟不来，已将浮桥拆掉了。罗炳辉他们喘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看到的却是光光的江面，那一刻心情可想而知。 自己搭桥需要点时间，吴奇伟、周浑元两个纵队又在身后穷追不舍，罗炳辉只好下令撤离江岸，迅速向东北方向转移。十余公里后，又转道西北，待机而动。 他们成了一支彻彻底底的孤军，几乎陷入了绝境。好在罗炳辉临危不乱，到达打鼓新场后选择有利地形伏击追兵，成功击溃尾随的黔军7个团，俘敌1800余人，缴获步枪1000余支。 后来的中原突围之所以溃败，就是因为只会撤退，士气越来越低、队伍越来越不敢打。而罗炳辉这位名将很清楚越是困难就越要冒险的道理，虽然整体人数相差悬殊，但可以利用敌人脱节的机会，集中兵力形成局部优势打一个出其不意。这样敌人吃过亏后才会谨慎，我方才有喘息之机。 事实也正是如此，凭借打鼓新场的胜利，敌人有意识地收缩了阵营，红九军团则上下受到鼓舞，没有出现军心涣散的情况。 趁着安全的空隙，红九军团与中央恢复联络，上级传来新指示，要求罗炳辉率部向毕节、大定进军，但“走两三天择一地形复杂之处盘旋一天，以便迷惑敌人，利我前进”。也就是说，红九军团仍是单独行动做疑兵。 罗炳辉按照要求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，历时半个多月渡过北盘江，进入了云南东部，成功吸引到国民党的大将部队。蒋介石被这股红军搞得焦头烂额，织了一张包围网，准备将红九军团歼灭于滇东地区。 中央察觉到敌人的动向，又给红九军团下令往宣威、威宁地区进发。4月29日，红九军团攻占宣威，还在城内扩红400多人。 周围的国民党部队见红军都敢夺城了，认定这就是主力，便急忙向宣威围了过来。这一行动又给了红军主力机会，中央机关等顺利渡过金沙江。 随后中央准备集结主力进攻会理城，为保障无后顾之忧，又给红九军团下令： “破坏沿江船只，扼阻东岸追敌，掩护主力行动”。 但由于会理久攻不克，国民党援军又在赶来，红九军团的任务就变为坚决阻敌于金沙江东岸。 罗炳辉指挥部队歼灭滇军三个营，成功掩护主力北上。到5月21日时，红九军团才成功在礼州与主力会师。 历时近两个月，红九军团不断机动，每次都顺利完成中央的任务，并且一路上但凡有机会都会打击敌人、扩大红军，他们在礼州时的部队人数，竟比当初分别时还要多，这不得不说是一大奇迹。 长征前后，上级为了大的战略目标，曾给红七军团、红三十四师、红九军团这三支队伍下发过近乎“壮士扼腕”式的掩护任务，其余两支都被打散了，唯有红九军团越打越强，这就是罗炳辉军事